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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一爽

把头装在身子上治腰疼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选我  

2016-01-28 20:48:00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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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小说选刊】的编辑让我写我和【小说选刊】的关系,我想了想觉得我和【小说选刊】的关系,就是我在其他刊物发表,然后【小说选刊】又转载了。至于关系,这没什么关系吧。但要说一点儿没有?仔细想想也不是

 

发在【小说选刊】上的第一个,是发在【收获】上的一个一万多字的短篇叫【每个混蛋都很悲伤】,有一次饭桌上,王干说特别喜欢这个名字。但我因为很不喜欢这个名字,就说是程永新给起的,因为我觉得这个名字一点也不悲伤,反而透着浓浓的青春气息。小说讲的是,“我”和情人在中山陵骑自行车的故事,这里的“我”是个男人,而“我”的情人后来死掉了,而在我们的关系中,骑自行车这么浪漫的事,将被“我”视为不祥之兆,除了和她,余生中,“我”再也不想和任何人一起做了。而“我”在小说中,更像是一个混蛋。

 

发过的另外一篇叫【十年】,有一次在饭桌上,也是王干问我,你怎么写了一个阳痿的男的,虽然人生很多事情说破才有意思,但这个说的太破了。

 

他的这句话可以放在很多地方用,说破有意思吗,我觉得有。因为有意思没意思根本不重要。小说讲的是,两个人,他们做了十年的同学,有一天,他们上床了,上床之后,发现男同学是阳痿,所以也可以说,他们根本就没有上成床,这也成了对他们十年关系的最好纪念。是在结束之上的又一次结束。

 

刚发出来的一篇叫【一个话题的诞生】,这是一篇关于敏感词的小说,讲的是女主人公在南京举办一场签售之后,和几个朋友在酒吧,这些人物之间自然而然产生了一些关系,他们有意无意的聊着关于鸡奸的话题,但写作者我于一爽,根本不关心鸡奸的话题。就像小说女主人公也根本不关心一样,她整个人都掉进了签售带来的巨大疲惫,对写作的怀疑,崩溃的家庭生活,以及自身,正如酒吧之夜一样,这尴尬的处境之中。

 

上个月的有一天晚些时候,我一个人站在上海街头打车,打不到车,十分沮丧。然后收到一个短信,(这个年代还发短信的人,如果不是傻,大概就是村里的初恋了),短信是赵文广发给我的,他也是小说选刊的编辑,刚选了【一个话题的诞生】,他做稿签的时候说这个话题更属于加缪似的荒谬,我说荒谬是天分吗。接下来,我打到车,我们的短信就结束了。

 

我认识小赵是在武汉,他在武昌还是汉口的火车站接我,因为接我的时候要等太久,他在火车站的商店买了一个玉手镯,然后几分钟之后就觉得被骗了,于是我下火车的第一件事是跟他去报案。当时我觉得这个杂志社的人真傻,长的挺好看的可是怎么这么傻。一个勺子呗。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喝了酒,才改善了一点儿我对他的印象。

 

喝酒的时候小赵说,很多小说都好,但不会影响你,而可以影响你的东西寥寥无几。我说什么样的算是影响,他说【修道院纪事】,我想这应该可以代表他的口味。于是我也说,但我觉得小说要一直一直写下去,才会影响到自己,或者说,才会发现一个东西,至于那个东西是什么,我也不知道,但所有被发现的东西都很神奇。我也不想再小说中探讨社会,社会对比自己来说,太有限了。社会只是自己的背景,这并不是自恋,而是一种确定。但是未来会不会转变,我不知道,太远了,也没特别乐观。

 

还是那天在上海,我下车,买了饮料,回酒店,电视里正在放【小城之春】我看了一会儿,直到有困意,【小城之春】很camp,在我看来,camp就是现代的纨绔作风,它是多种风格的集成,强调风格而忽略内容,他感兴趣的是一种固定的、单一的性格,对性格发展不感兴趣,口味上绝对。于是我又给小赵发短信说,我的作品camp吗。他问我camp是什么意思,我说为什么我的人物缺少发展,小赵说你知道什么是相对论吗,变化有时候是静态的,只不过有时候呈现出来的是动态的发展过程,其实你没有写到发展,并不意味着变化不在那等候着你。我说我是怀疑主义和浪漫主义,他说我是哥特似的浪漫主义,如果一个人承受无法解释的真实,那就是怀疑主义。

 

回忆,刚写作的那一两年,我有很多疑问,比如长短的问题,那中篇又怎么算?人称的问题,什么时候用上帝视角?怎么样才算结束,是我想结束就能结束的吗。。。但是现在看,这些都不是问题了,写作是最自由的,而它不自由的那个部分你永远也无法解决。

 

除了小赵,【小说选刊】在写作上提醒我最多的就是王干,太多太多了,记不清了,比如他说我的小说很幽默,这种幽默主要来自于解构。去年得了【人民文学】的一个奖,授奖词也是幽默,这和我小说中有时候挥之不去的,我以为的那种失望情绪真是差之千里呢。但我想,也许他们是对的,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。我总是用下一句话去解构上一句话,为什么这么做,应该和写作本身一样,我时常感觉自卑。也根本不想给出肯定的答案授人以柄,所以不光是自卑,还很自私。并且好玩儿。

 

还有其其格,有一次我问她要不要辞职写作,她说不要。她说了不要之后我特别开心。因为我想听的就是这句话。如果让我专心做一件事,一定做不好,一个人专心写作,这多傻啊,搞不好比小赵还傻呢。

 

因为小赵问过我一个问题,而且是认真的,他问我为什么写作。这个可真不好说。可能是设定的问题。我的机能就被设定成了这种模式。(就像有人被设定成了赚很多钱的模式)。写什么和怎么写都不难,这都是写作内部的、技术的问题,但是为什么写呢?这个写作本身已经回答不了的。我总是喜欢说,因为自己写的不差,如果一个事做的不差,甚至做的还不错,那不做,就是不道德的。但我凭什么这么认为,这种自信又来自于哪儿,原则上来说也变得非常模糊了。小赵说,不管我写不写,如果他在什么刊物上看见于一爽三个字,会收起来,有空的时候拿出来认真读。这样说,让我觉得很温暖。因为除了是一个编辑,他就是那种少数读者,人最应该珍惜的就是那些少数读者。而他们也是我最怕失望的一群人。

 

记得好多年前,经常和王干吃饭,饭桌几乎每次都有汪朗,他会告诉我,小于,我今天发现一个地方的小鱼很好吃。因为他是个彻彻底低的吃货。除此之外,总还有一大群汪曾祺(就是大家嘴里的汪老!)的爱好者,他们聊得最多的自然也是汪曾祺,不出所料,每个人都还原了一个汪曾祺,以至于有时候我坐在其中,总是觉得十分的不适,因为我根本没什么可以还原的。我想过,如果我是汪朗,也会像我自己一样不适,甚至想抽身而起,那种你根本不可能再找到爸爸是谁的感觉。甚至我想过,我要把这种彻底的感受写成一篇小说,小说的题目我想好了,就叫【我有一个好爸爸】。王干说:写!

 

其实我也是很喜欢读汪曾祺的,我记得他有一篇小说叫【岁寒三友】,讲的是三个老友,经历了各自的人生之后,再聚首,打算醉一次。小说最后写到:这天是腊月三十。这样的时候,是不会有人上酒馆喝酒的。如意楼空荡荡的,就只有这三个人。外面,正下着大雪。 

 

所以,就用这个结束吧。

 

当然,北京没有下雪。

 

按照惯常,我应该把这个题目叫成【我和小说选刊:不能不说的故事】,或者套用王朔的句式【我想说我不能说但我还是要说】诸如此类。可惜,我不有名,【小说选刊】比我有名,但也不是很有名,于是这个题目干脆就叫【选我】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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